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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体育官方网站:张熠如:"作者最应该避免的,就是已经定型的观念和主题"

by admin, 2019年11月9日

身处变动不居的时代,文学新人之“新”在何处?

本期我们特约七位活跃在创作和评论中的青年作者,请他们谈一谈自己理解的“新人”。

今天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部分。

有些书可以超越体裁,这样的作品定义了文学,也让文学获得新生。

同样,有时放弃对市场和评论的迎合、对新意和主题的追求,反而成为一种优势。

范恩是一个无法被绕过的名字。

在出版第一部小说集《一个自杀者的传说》之后,他便被评为美国文学的新声之一。

事实上,大卫

范恩也是我这几年来最喜欢的英语作家,我对他长篇小说《驯鹿岛》的喜爱,甚至超过了他成名作中最著名的中篇《苏宽岛》。

《驯鹿岛》和《苏宽岛》一样,都把故事背景设立在阿拉斯加,都写极端自然环境下趋于崩溃的人。

这让人想起大卫

范恩身上,可以清晰地看见美国文学的脉络。

他像构建约克纳帕塔法的福克纳一样,用更精简克制的语言,在两部作品里反复描写阿拉斯加的湖泊、森林和鲑鱼。

大卫

范恩曾在采访中谈到,自然写作是美国文学中最久远的命题,不管纽约的出版商怎么看,在美国文学传统中,自然写作都比城市写作重要得多。

自然写作的复兴,是欧美文学界不能被忽视的一股潮流。

几年来,无论在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中,都能看到更多自然写作的身影:欧美作家写阿拉斯加,写穿越欧洲大陆的风,写西西里的柠檬。

传统回到当下,非常新鲜。

范恩也因其叙事手法而被注意。

《一个自杀者的传说》由六个独立的故事组成,每个故事都以自己的方式,指向主角最终的结局。

它们之间甚至是矛盾的,有的是主角逝世之后发生的事,主角还没有离去。

《驯鹿岛》也是如此:大卫

范恩单独讲述每一个人物的故事,并最终将其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悲剧。

在《巴黎评论》的访谈里,大卫

范恩这样解释自己转换叙事视角的原因:“我需要把每一个人物的生活都放进小说中。

我需要展现他们如何看待、如何经历这个故事。

当我构思一部小说时,用什么人称并不是很关键。



古那拉特纳。

他有关伦敦的小说《疯狂愤怒之城》,被评论比作由不同叙事声音构成的复调音乐。

在《卫报》里,盖伊

古那拉特纳强调了多重叙事声音的重要性:“对于一些人来说,伦敦是冷漠的城市。

它充满纷争,充满割裂。

但有时,这种不协调中存在着某种必然。

伦敦由许多部分组成。

单一的声音,无法体现这些方言、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。



古那拉特纳以处女作入围布克奖长名单。

新作家、处女作,在布克奖的名单上并不罕见。

2016年的布克奖提名中,没有伊恩

巴恩斯这样的知名作家,却有四部处女作。

当年的布克奖主席评价说,这个长名单值得尊敬,是因为我们既能看见颇具名望的作家,也能看见初来的新人,他们的作品有着同样的活力和影响力。

当然,在迎来越来越多青年文学奖、首作奖的当下,对新作家的重视,不能被视为布克奖的特别之处。

它更值得被注意的一点在于,有别于大多数严肃文学奖项,布克奖愿意对类型小说、图像小说给予认可。

2016年,犯罪小说《他的血腥计划》入围布克奖,被认为改写了文学界对犯罪小说的定义;2018年,漫画《塞布丽娜》出现在布克奖的提名中,漫画的文学性,终于得到英语界最高文学奖项的肯定。

文学奖项本身的突破,对文学创作的突破尤为重要。

在当下的美国,一个没有出版经历、没有名气的新作者,很难拥有上升的通道。

向文学期刊自由投稿的成功率令人存疑,而如果直接找到出版商,也很有可能被拒绝。

通过文学代理人来出版作品,已经在美国成为常态,无论知名与否,作家都倾向于让文学代理人接手,将作品推介给出版商,并从中抽成。

这个系统发展得非常成熟,对于畅销小说作者或者知名作者来说,文学代理的模式可以节省大量跟出版商沟通的时间,但面对作品更为严肃的新作者时,文学代理人容易因为看不到盈利希望而放弃。

范恩29岁时,他试图向文学代理人介绍这部小说集,但没有人愿意将之卖给出版商。

十余年后,大卫

佩雷小说奖。

作品获奖后,先后由几家出版社出版,并陆续获得更多国际文学奖项,成为数十个“年度最佳图书”名单上的一员。

有类似经历的,还有曾两次入围布克奖的黛博拉

好在无论是文学奖还是评论界,对新的作者和写作方式,都是包容的。

甚至可以说,英语文学奖和评论界对于“新”几乎有一种偏爱,比如获得科斯塔图书奖、入围布克奖的“90后”爱尔兰作家莎莉

当然,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并非因为作者的匿名而获得世界级的好评。

许多评论都认为,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里对女性身份的探索之深,超越了绝大多数当代作品。

从童年、青春期,再到中年和老年,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跨越了两位女性的一生,她们的成长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主线。

与此同时,大量的人物登场,大量的事件发生。

在中译本里,正文之前会列有一张人物表,按照家族来介绍人物,数十年的意大利历史,在每个人物的轨迹里缓缓展开。

弗兰岑不一样”,自己尽量限制情节和人物,这样每个人物身上的压力能达到最大,直到最后爆发。

而埃莱娜

费兰特选择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来写作,但这并不妨碍莱农和莉拉这两个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中的人物,成为被讨论、被记住的人物。

哪种叙事手法更好?

人物和情节,还是该少一点?

年龄和身份的意义有多大?

写自然还是写城市?

我不觉得这是最值得关注的细节,它们更像是文学作为一个多面体的不同面。

2016年布克奖主席阿曼达

福尔曼曾说,有些书可以超越体裁,这样的作品定义了文学,也让文学获得新生。

同样,有时放弃对市场和评论的迎合、对新意和主题的追求,反而成为一种优势,正如大卫

作者的潜意识,要比意识更为奇特和有力,因为意识只能产出有限的故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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